建立可預期的金融交易規則

2019-12-10 11:18 | 來源:未知

建立可預期的金融交易規則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召開的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上討論的《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下稱《會議紀要》),終于在11月8日正式發布。《會議紀要》從2019年2月開始起草到11月出臺,歷時8個多月,期間公開征求意見,受到的關注度遠超任何一次司法解釋或者司法政策。《會議紀要》共12部分130條,涉及公司、合同、擔保、金融(包括金融消費者保護、證券、信托、保險、票據)、破產等民商事審判的絕大部分領域,幾乎每一部分都直接與金融投資相關,每一條意見的起草背景也與我國的金融形勢息息相關,具有鮮明的時代背景。
 
  當前,我國的經濟形勢非常復雜,依舊存在不少金融亂象以及資金難以進入實體經濟的現象。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指出:“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務,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要把主動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同時,中央在之后不同的會議或集體學習中也多次強調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的重要性,可見金融形勢的復雜性和風險防范的緊迫性。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毋庸置疑,行政監管和行業自律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司法作為國家治理體系中極為重要的一環,處于最終裁判者的地位,從本質上說是對行政監管與自律監管在發揮依法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上的補強和糾偏,也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最后一道防線,屬于守正之地位。三種路徑在功能上各有側重,對于金融風險防范與化解均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會議紀要》積極呼應中央的金融政策和精神,實質上以金融交易規則制定者身份參與金融風險的防范和化解。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有關負責人就《會議紀要》答記者問所言,“民商事審判工作,事關國家安全、社會穩定以及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事關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以及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事關人民群眾對社會公平正義的向往和期待,必須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
 
  《會議紀要》形式特殊,但作用重要。根據我國立法體系,最高人民法院并無立法權,但是可以就適用法律過程中的具體應用法律問題進行解釋,以指導和約束各級法院的審判工作。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司法解釋工作的若干規定》,司法解釋僅有解釋、規定、批復、決定四種形式,紀要并不屬于司法解釋之列。因此,在形式意義上,似乎對各級法院的約束力不強。但是本次《會議紀要》以130條之巨,直面民商事審判中的前沿疑難爭議問題,密切跟蹤金融領域的最新監管政策,在司法裁判上對近幾年金融市場中出現的金融創新產品和交易規則進行了系統性的思考和總結,作用遠超司法解釋的功能和效果。例如,《會議紀要》對于對賭規則、公司擔保、非典型擔保、金融機構的適當性義務、場外配資、資產收益權回購、剛性兌付等長期爭議的問題一錘定音,有助于交易主體確立明確的交易預期,定紛止爭。《會議紀要》在形式上雖非國家立法和重要經濟政策、監管政策,但是就其內容而言,幾乎是為金融投資量身定做,《會議紀要》不僅確立金融投資交易規則,還闡述規則背后的精神,明示裁判理念和思路,本質上具有統一思想的作用。另外,《會議紀要》雖非司法解釋,但是裁判者的遵守是毋庸置疑的,而交易者亦會落實到商業談判和交易合同中,因此,《會議紀要》對于裁判思想統一所蘊含的價值遠勝于司法解釋條文所具有的直接規范作用,必然會對金融業未來的發展產生強烈的規范和引導作用。
 
  就《會議紀要》的具體內容而言,可圈可點,亮點突出。
 
  一是,《會議紀要》緊扣商事活動實踐,實現了司法實踐與商事實踐最大程度的銜接。商事活動是經濟生活中最為活躍,也最容易變化的領域,典型的商事交易大多具有結構性特征,交易主體利益錯綜復雜。《會議紀要》廣泛征求意見,傾聽專家和行業聲音,深刻理解實踐中的交易結構和模型。例如,與《會議紀要》的征求意見稿相比,新增遏制職業債權人濫用訴權追究股東清算責任的條款,明確了不參與公司經營管理的財務投資人不擔此責;關于回購條款、優先受益人和劣后受益人之間的關系,正式稿回歸信托本源,不再作為金融借款關系處理,差額補足亦不等同于擔保。《會議紀要》征求意見后所做的類似修改還有很多。總體上講,經過修改后的《會議紀要》更加貼近交易實踐,裁判規則和思路對復雜利益的處理亦相對平衡,對進一步提升法治化營商環境具有重要作用。
 
  二是,《會議紀要》回應投資熱點爭議問題,進一步清晰公司投資交易規則。公司是經濟活動中主要的投資創業工具,是投資者或相關方的利益關系載體,故而在投資活動中最為復雜,爭議糾紛最為常見。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出臺關于公司法的司法解釋,但是仍顯制度供給不足。《會議紀要》使用較大篇幅明確了投資實踐中的若干熱點問題,例如,對賭規則的效力判定、股東出資加速到期及表決權、股權轉讓、公司人格否認、有限責任公司清算義務人的責任、公司為他人擔保、股東代表訴訟等問題,均表達了明確的態度。上述回應有助于投資主體形成可預期的投資規則,保護交易安全和投資安全,激發經濟活力,增強投資信心。
 
  三是,《會議紀要》張弛有度,精心平衡嚴監管和金融創新的關系,為金融創新留下一定空間。一般而言,在國家治理金融亂象的嚴監管背景下,國家有關機構出臺的規則很容易打上嚴監管的烙印,并對金融創新采取限制的態度。值得贊許的是,《會議紀要》基本上秉持了辯證理解契約自由的理念,對金融交易持開放式的態度,緩和了司法與金融創新的關系。例如,《會議紀要》對于金融創新領域最為活躍的非典型擔保,并無負面評價,對其功能積極肯定,態度非常務實。對于信托等領域的交易關系,并未動輒定性為借貸,而是尊重交易主體意思自治所體現的創造力,支持交易主體按合同約定確定權利義務關系。另外,《會議紀要》信托部分特別規定了在回購交易中,無論轉讓方所轉讓的標的物是否真實存在、是否實際交付或者過戶,只要合同不存在法定無效事由,對信托公司提出的由轉讓方或者其指定的第三方按約定承擔責任的訴訟請求,均予以支持,更是裁判理念上的一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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